中国是世界最早发明酿酒技术的国家，其传承千年的文化底蕴，让后世者感慨万千。其中，做为我国国酒，茅台酒尤为积厚流光。那飘然若仙的酒香，宿醉了多少文人墨者。
茅台酒被奉为国酒，始于西汉，在唐朝得到较大的发展，于明清时期开始兴盛。与法国科涅克白兰地、英国的苏格兰威士忌并称为“世界三大蒸馏酒”。发源自春秋战国时期世局贵州赤水河东岸善于农耕的濮族人，此地原名马桑湾，因位于赤水河东岸长满马桑树的湾口而得名。后因河东岸有一股清甜纯净的泉水，当地濮族人砌以四方水井得名四方井。濮族人擅长以稻谷作物酿酒，祭祀时，所酿之酒常敬于茅草之台，得名茅台。汉武帝时期南越国所进贡枸酱是为其雏，也是酱香型白酒的前身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中载：“西南夷君长以什数，夜郎最大；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，滇最大；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，邛都最大；此皆椎结，耕田，有邑聚。”此时夜郎地区已以耕作为主要生产方式，粮食的贮备为酿酒提供了丰富的物质条件。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中又载：“建元六年（公元前135），大行王恢击东越，东越杀王郢以报。恢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指晓南越。南越食蒙蜀枸酱，蒙问所从来，曰‘道西北牂柯，牂柯江广数里，出番禺城下。’蒙归至长安，问蜀贾人，贾人曰：‘独蜀出枸酱，多持窃出市夜郎。’”由此我们看到自番阳县令唐蒙出使南越国起，南越王以枸酱盛情款待，枸酱此时初为汉人所接触，直至传至汉朝皇室，汉武帝饮后赞其为“甘美之”，并将枸酱酒定为了贡品，渐为四方诸国所识。
唐代以来，贵州已是酒乡，各民族间善于饮酒的习惯促使早年的“枸酱酒”演变成“勾藤酒”北宋朱辅在其《溪蛮丛笑》中曰：“钩藤酒，酒以火成，不酢不刍，两缶东西，以藤吸取，名钩藤酒”。其所吸之酒，即今不去糟之甜酒。所谓酒以火成，表明钩藤酒系用火蒸制而成。古时钩藤酒，是用糯米、玉米、小麦等酿成的一种甜酒，需藏坛于窖中数月或数年，后劲较大，饮时需兑水。饮用钩藤酒不用酒具，而是用以藤管吸饮，每饮一次，兑水一次，直至酒无色无味。北宋末年茅台村产白酒又叫“风曲法酒”，为曲酒产生奠定了基础，北宋张名臣《酒名记》中有记载，且在当时已享有盛名。
宋代之时，“茅台酒”一词开始出现。发展至元朝，茅台村落出现。至元朝中期，酱香型定型。明代时，黔北遵义地区被称为“播州”，由四川管辖，而实际已被土司杨氏家族控制八百年之久。明清时，宣慰司只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立，数量比前朝要少得多明设“播州宣慰司”，实行古老的世袭制。明嘉靖、隆庆年间，播州宣慰司辖茅台镇，到了万历年间，好饮贪杯的土司杨应龙在茅台镇兴建酿酒作坊，使得酿酒在茅台镇已不鲜见。杨应龙将酿制的“茅酒”进献给比他更贪杯的万历皇帝以讨好。万历帝饮后，不断称赞，连连举杯，他与臣子的不快、立嗣的烦恼全被抛诸脑后。从此再不上朝，成为中国历史上有此现象的唯一一位皇帝。邬氏于“明万历二十七年（1599年）随李化龙部平定杨应龙叛乱后派兵镇守茅台镇，将茅台酒的酿造权据为己有。茅台酒也就成为皇家贵胄美酒的第一选择了。
清代，贵州地区历经千余年的白酒酿造发展，夹酒、女酒、窖酒、蓼花酒、刺梨酒等各种工艺的酿造酒层出不穷，品质也各有高低。曾任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的淮安人李宗昉在其著《黔记》中载：“咂酒（即钓藤酒），一名重阳酒，以九日贮米于瓮而成，他曰味美，以草塞瓶头，临饮注水平口，以通节小竹插草内吸之，视水容若干征饮量，苗人富者以多酿此为胜”，又载：“夹酒，初用酿烧酒法，再用酿白酒法乃成”之酿造方式。“茅春”是一种劣质白酒，而“茅台烧”是由“茅春”经勾兑、加热、贮藏而来，其口感和品质明显优于“茅春”。 清康熙四十三年(1704年)，茅台村杨柳湾酿酒作坊参考各种酿酒工艺，用赤河之水酿制玉液琼浆，最终酿出有别于他处之酒，袭地得名“茅台”酒。1990年，三百梯出土了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年）的“茅台偈盛酒号”石匾额，此为茅台最早可查的酿酒字号，嘉庆年间又有“大和烧房”等。
茅台酒在清朝的兴盛发展，与乾隆时期开修赤水河，茅台村成为黔南重地有关。古语云：“蜀盐走贵州，秦商聚茅台”，至嘉庆、道光年间，茅台村酿制茅台酒的烧房已经有数十家。清嘉庆《仁怀县志》中赞誉：“城西茅台村制酒，全黔称第一”，道光《遵义府志》中载：“茅台酒、仁怀城西茅台村制酒，黔省称第一，其料用纯高梁者上，用杂粮者次。制法：煮料和曲即纳窖中，弥月出窖烤之，其曲用小麦，谓之白水曲，黔人称大曲酒，一日茅台烧。仁怀地瘠民贫，茅台烧房不下二十家，所费山粮不下二万石。”清朝学者张国华曾经作《竹枝词·茅台村》，其中有云：“一座茅台旧有村，糟邱无数结为邻。使君休怨曲生醉，利锁名缰更醉人。于今酒好在茅台，滇黔川湘客到来。贩去千里市上卖，谁不称奇亦罕哉。”诗中记录了当时茅台村甚多的酿酒烧房和云、贵、川、湘、诸省客商竞相前来购买茅台好酒的盛况，是研究清中、晚期茅台酒的酿造、营销等情况的珍贵史料。
“清咸丰四年（1854年）八月二十二日，贵桐梓州杨龙喜、舒明达领导的号军叛乱，克县城，旋克仁怀县，进围遵义府”。朝廷派兵镇压，激战于茅台村，顿时茅台村化为废墟，兴盛的几十家酿酒作坊、字号毁于兵灾，酿酒生产一度中断。同治元年（1682年），华联辉在百废待兴的茅台村首建“成裕酒房”。光绪年间，为了提高川盐入黔的运输能力，地方再次疏浚赤水河，加之实行官运商销的运销制度，又大力促使了茅台村酿酒业的发展，“茅春”、“茅台烧春”以及“回沙茅酒”远销各地。
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，贵阳周姓商人创办了茅台镇上第三家酒厂，无奈为亦官亦商者赖永初兼并独享。至此，“成义酒厂”之“华茅”，“荣太和”之“荣茅”，赖氏恒兴酒厂之“赖茅”，构成茅台酒史上的“三国鼎立”局面，一直延续到四九年。
1949年共产党夺鹿之后，“成义烧房”被中共仁怀县委以一万三千元之价买下；“荣太和烧房”老板因“通匪罪”被处以死刑，酒坊被政府没收，并入酒厂。“恒兴烧房”老板于一九五二年“五反”期间，因“侵吞资产”而被判有期徒刑十年，政府接管酒坊，转归茅台酒厂。而此前，“恒兴烧房”老板于1949之前曾任贵州省银行总经理。一九四九年，作为大陆政治格局的风水岭，几乎一切事物皆如秋风扫落叶般重新分局，茅台镇上的酿酒作坊也无法幸免。如今，成义酒厂的华联辉，恒兴酒厂的赖永初，荣太和烧房的石荣霄，被塑成雕像陈列在茅台国酒文化城中。酒厂合并之初，年产仅仅几十吨，此后规模逐步扩大，但年产量基本维持在二三百吨左右。
在茅台酒史上“三国鼎立”局面之后，在茅台酒史上“一统天下”局面之前，辛亥革命时期的茅台镇，桐梓军阀周西成大量收购茅台，作为贵州特产送给省外达官贵胄。民间撰写对联，对此评判：“内政方针，有官皆桐梓；外交礼节，无酒不茅台。”久而久之，茅台酒便毫无争议地成为军阀巨贾宴席之上的必备珍品。
周恩来总理一生最爱“茅台”，在日内瓦会议上，中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，茅台酒以其优秀的品质，一下子成了宴会上的话题。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这部充满人情味的中国戏剧片也成了日内瓦会议场外议论的焦点。卓别林也是在这次会上第一次喝茅台并誉之为：“真正的男子汉喝的美酒”。回国后，周恩来总理向党中央汇报时，感慨颇深地说：“在日内瓦会议上帮助我们成功的有‘两台’，一台是‘茅台’，一台是戏剧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。”茅台国酒的身份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周总理的青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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